“我今天不是部長，我從一個從醫幾十年的老醫生的角度談點感觸。”今天上午9時，國內政協委員、衛生部副部長黃潔夫用這樣的開場白，開始了一段85分鐘的真情表露。

　　在此之前，國內政協十二屆一次會議開幕的第一天，被記者問起有沒有在網上看到一篇《年輕醫生含淚十問》時，黃潔夫表示自己已經看過了這篇帖子，“內心百感交集”。

　　這篇網帖以一個年輕醫生的親身經歷，列出十條語氣強烈的問題，直接拷問醫院利益、醫生收入分配、醫患關系、超時超負荷工作等現象，在國內一優秀醫療衛生交流平臺網站上，這篇網帖激起了許多醫護人員的共鳴。

　　黃潔夫說，醫生和病人是醫改中的兩個重要方面，沒有醫生的滿意，也就沒有病人的滿意。否則醫改效果就會大打折扣。

　　十問網帖的第一問，是“醫院是服務行業，為什么不能追求利益最大化?”

　　黃潔夫說，我國沒有一所政府全額撥款的公立醫院，醫療服務在市場中要計算成本、追求經濟利益，取得合理的經濟報酬，但醫生的職業精神要超出社會的道德底線，“醫院的公益性不是不要錢，應該是醫院不把牟利當成主要目的。”

　　他說，醫生應該是一個努力讓自己失業的職業群體，大家健康不找我們了，我們的目的就達到了。

　　但他警告，如果爭取利益的最大化，醫療行業就會走上邪路，就會動搖醫護人員的道德和信仰，就會失去民眾的信任。

　　“醫務人員勞有所得，在社會上有應有的地位和尊嚴，是我們應該做到的。”黃潔夫由此引出醫院科室追求高業績問題。作為一名醫生，黃潔夫知道獎金是醫生收入最重要的組成部分，而這部分收入，90%以上是由醫院自己掙得的。

　　“按照每個科室的盈利情況發獎金，院長就會主動或者被動地用各種方法極力創收。”黃潔夫坦言，就是這個問題導致老百姓有意見，過度治療、大處方、大檢查使得醫療費用的增長明顯快于GDP的增長。

　　政府公共投入的彌補作用也并不明顯，雖然現在醫療保險的報銷比例比以前提高，個人負擔的比例減少，但因為使用新型醫療手段導致醫療總花費增加，讓黃潔夫感覺老百姓負擔還是很重。

　　“這是人民日益增長的醫療衛生需求，與醫療衛生資源特別是優質資源不足的矛盾造成的。”黃潔夫說，衛生方面并沒有一部完整的法律，也沒明確衛生投入要占GDP的比例是多少，當前的問題要解決還不能一蹴而就，法制環境需要改善。

　　黃潔夫由此把話題引向了十問帖子中最尖銳的醫患矛盾問題，“醫生和病人在醫患沖突中都是受害者。”

　　黃潔夫提醒年輕的醫生要實事求是、坦蕩地和患者交流，還要有醫患溝通的藝術，要讓病人了解醫學不是一個完好的科學，我們對人體的認識是最不夠的，“我們連自己從哪里進化來的都遠遠沒搞清楚，SARS到底怎么來、怎么去的，也不完全清楚。”

　　他想送給發帖的年輕醫生一行字，這行字刻在一位美國醫生的墓碑上：醫生需要做的是有時治愈疾病，經常幫助病人，總是安慰病人。

　　黃潔夫覺得，醫學是有有人文精神的學科，是最有人情味的職業，敬畏生命是醫生的第一品格。

　　黃潔夫同時認為，十問帖子中年輕醫生的情緒是有道理的，醫護人員超負荷工作已經成了普遍現象，“北京很多醫院每周工作70個小時以上的醫護人員占大多數。”

　　黃潔夫說，在超負荷工作、醫療服務報酬很低的情況下，社會輿論如果承認醫生的工作，醫生心里還舒服一些，但是負面評價多，醫生就會很消極，受害的是病人。

　　他同時認為，和醫生辛勤勞動不相匹配的，是醫生的收入和社會地位的相對下滑。他舉例說，現在做一臺肝臟切除的大手術，七八個人忙活大半天，勞動成果是一起分2000元;一張病床一天收費40元，護士一天護理費9元，而市場上一個護工一天最少收120元。

　　“這樣的勞動服務費用太低，不能體現醫生超時勞動的價值。”黃潔夫不得不承認，陽光收入太低就有了灰色收入滋生的空間。他認為，醫療服務支付體系改革是當務之急，取消以藥養醫是個好的突破口。

　　黃潔夫看見有網上有消息說80%的醫生不愿意讓子女去學醫，心里很難受。他認為文明的社會一定是尊敬醫生的社會，讓守護生命的醫生有相應的社會地位，又有體面的收入，也是一個社會進步的標志。

　　“醫改就在做這個事情，總理說要醫院醫護人員受鼓舞，就是這個目標。”黃潔夫點了點頭。

　　黃潔夫說，沒有醫生想做一個小醫生，都想做一個大醫生，但首先要明確社區也有大醫生，農村也有大醫生，不在于他的技術，更在于他的道德。

　　現實的問題是，行政上的評價體系不能滿足基層醫生的需要，為了獲得更高的職務、職稱只能往大醫院跑，許多建好的鄉鎮衛生院沒有好醫生。

　　“應該有一個更符合醫生夢的評價體系，為什么沒有呢?”黃潔夫說，大醫院迅速擴張，超過2000張病床，每天1萬多人的門診量，不能成為醫改成功的標志。強基層、保基本、建機制才是醫改的方向，要讓年輕醫生、基層醫生不論在城市還是鄉村都能找到幸福感、滿足感。

　　黃潔夫注意到，這次政府工作報告中用了“建立基層醫療衛生機構運行新機制”的新提法，他認為就是在釋放新的信號，“新機制不能叫總理來建，需要我們來建，醫護人員不能沉默，衛生部要多聽一些不同的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