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7年里經過近20次修改、最終由國內人大常委會10月26日表決通過的精神衛生法，將于明年5月1日起正式施行。專家表示，精神衛生法的出臺，為精神病醫學從傳統生物醫學模式發展到人本醫學模式提供了機遇。

　　體現三大立法宗旨

　　在北京大學精神衛生研究所副所長唐宏宇看來，精神衛生是衛生體系中最迫切需要立法的領域。因為精神障礙患者較軀體疾病患者更加脆弱，他們幾乎在任何一個國家和任何社會階段都屬于最弱勢的群體。“從全球范圍看，社會同情、接納、治療精神障礙患者的歷史，要遠遠短于驅趕、囚禁、迫害他們的歷史。”

　　唐宏宇自1999年開始參與精神衛生法立法工作。他認為，歷時27年，經近20次修改的精神衛生法總體思路明確且層次分明，“發展精神衛生事業，規范精神衛生服務，維護精神障礙患者的合法權益”三大立法宗旨得到很好體現。

　　調查顯示，我國有嚴重精神障礙患者約1600萬人。作為弱勢群體，精神障礙患者往往受到不同程度的歧視，合法權益常常得不到保障。唐宏宇說，法律對精神障礙患者的合法權益給予特別關注和切實保障，宣示精神障礙患者享有人格尊嚴、人身和財產安全，教育、勞動、醫療以及從國家和社會獲得物質幫助等方面的合法權益。對于輿論和社會各界關注的“被精神病”問題，法律同樣作出嚴謹規定，包括再次診斷和鑒定的規定、衛生行政部門對醫療機構診療行為進行檢查的規定、司法救濟的規定等。

　　以解決防治和康復能力不足等問題為切入點，促進精神衛生事業發展，是精神衛生法的另一特點。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附屬精神衛生中心教授謝斌說，法律規定從人、財、物三方面，加強精神障礙預防、治療和康復服務能力建設，如鼓勵開展精神衛生專門人才培養，提高精神衛生工作人員待遇水平;政府加大財政投入力度，將精神衛生工作經費列入本級財政預算;扶持貧困、邊遠地區精神衛生工作;支持社會力量舉辦精神障礙醫療和康復機構等規定，對目前精神障礙預防不力、醫療機構不足、專業人員缺乏等問題的解決，會有的放矢地起到推動作用。

　　謝斌曾多次參與精神衛生法草案論證。他認為，作為我國精神衛生領域的國家大法，精神衛生法視野開闊，在關注精神障礙患者的同時，也注重促進民眾心理健康。法律規定了預防為主的工作方針，堅持預防、治療和康復相結合的原則，規定了政府及有關部門、用人單位、學校、醫務人員、監獄等場所，社區、家庭、新聞媒體、心理咨詢人員等在心理健康促進和精神障礙預防方面的責任，對提高全民心理健康水平、減少精神障礙發生將產生深遠影響。

　　業界應成守法典范

　　“我從事精神衛生工作27年，正好跟立法過程同步。”10月30日，記者撥通河北省精神衛生中心(河北省第六醫院)院長栗克清的電話時，他正在醫院部署全員學習法律的事。“有喜悅，也有擔心。對比法律規定，現有服務模式還有許多不合拍的地方，醫護人員只有吃透法律精神，才能真正依法、規范地為患者服務。”

　　“法律規定，政府要把精神衛生工作經費列入本級財政預算，提高從業人員待遇。這意味著院長、醫生可以不再為天天忙著創收養活自己發愁，而轉向專心精研服務。”栗克清說，這是最讓大家高興的。

　　作為從業20多年的精神科醫生，解放軍第191醫院精神科主任醫師林漢認為，精神衛生法明確了醫生職業行為準則，既規范服務，也能有效保護醫生。“什么可以做、必須做，什么不可以做，有法可依。”比如，疑似病人需要別人送來，醫生不再像現在這樣應家屬要求去“抓病號”，少了受傷風險;不管誰送來的疑似病人，經過認真檢查診斷，只要不符合住院標準就不收入院。

　　唐宏宇認為，從現在到明年5月1日精神衛生法正式實施的這半年時間，對國內精神衛生界非常重要。“過去遵循的多是部門規章、規范，或者職業倫理準則，約束性不強，有些做法還曾招致社會質疑。現在法律將規范、準則固定下來，如果不主動適應、積極應對，很容易惹麻煩。”

　　唐宏宇舉例說，2000年以來，國內精神衛生學界全員學習的職業倫理準則第一條就是，要尊重患者自主權。但在實際操作中，這條準則并沒有得到很好的執行。比如，尊重患者自主權的硬件前提是，醫院應設置更多的開放式病房。“事實上，目前除極少數高水平專科醫院以及部分教學醫院有接近一半的開放式病房外，絕大部分基層專科醫院70%以上都是封閉式病房。把患者天天鎖在鐵門里，何談患者自主權?”

　　栗克清表示，保護精神障礙患者的合法權益不應停留在立法詞語上，重要的是成為日常行為。精神衛生法的頒布實施，為精神病醫學從傳統生物醫學模式發展到人本醫學模式提供了機遇，有利于提升精神科醫護人員的尊嚴。“如果全社會都尊重、理解精神障礙患者，精神科醫護人員的地位肯定會提高。所以，精神衛生界首先必須是守法的典范。”

　　“單獨危險性標準”效果待檢驗

　　“最終出臺的精神衛生法對非自愿住院采用了‘單獨危險性標準’。好處是能最大限度避免‘被精神病’，但也可能導致一些病人出現危害性后果。”記者采訪時，不止一位業內專家表達了類似看法。

　　據唐宏宇介紹，精神障礙患者住院治療實行自愿原則是“鐵律”，精神衛生、法律學界，無論中外對此都沒有爭議。在此前提下，對非自愿住院，新出臺的精神衛生法采用了“單獨危險性標準”。法律規定，診斷結論、病情評估表明，就診者為嚴重精神障礙患者并且有“已經發生危害自身或他人安全的行為，或者有危害自身或他人安全的危險的”，應對其實施住院治療。即是否強制住院，有無危險性是單獨標準。

　　據專家介紹，從國際司法實踐看，“單獨危險性標準”可以防止非自愿住院擴大化。在我國，1600萬名重性精神障礙患者中只有約160萬名有危害行為。沒有危害行為的患者，有些病情很嚴重，但自己又不認為自己有病，不愿意住院治療;但如果不治療，就可能造成精神殘疾，或者喪失工作能力和社會功能，或者發展到危害行為。

　　在謝斌看來，精神疾病立法需要平衡3種不同的權益：一是病人人身自由等方面的權益，二是公眾不受病人危害等方面的權益，三是病人自身健康需要的權益。“過于嚴格的住院限制，能否平衡上述利益，會不會因為過多重視人身自由權而損害了病人的健康權，還需實踐檢驗。”

　　采訪中，多位專家表示，出于對“被精神病”惡性案例的反思，許多人對精神障礙患者強制治療非常敏感。實際上，很多國家和地區正在考慮或者已通過立法建立了非自愿醫療制度，其標準不僅僅局限于單獨危險性。比如，美國一些州新修訂的法律規定，病情嚴重而導致生活不能自理，從而可能造成自身和他人出現生命危險的，應列入非自愿住院范疇;我國臺灣地區2007年修訂精神衛生法時，也規定在社區治療康復的患者要接受定期隨訪、按時服藥，否則就將強制送醫院治療等。

　　“既然法律已經確定‘單獨危險性標準’，作為服務提供方，我們能做的，就是盡量勸說那些應該住院但又不愿意住院的病人自愿住院，避免出現進一步的危害后果。”唐宏宇說，“從這個意義上講，如何利用我們的技能和專業素養，努力將‘單獨危險性標準’的負面效果降到最低，應是今后一段時間內業界面臨的最大挑戰。”

　　解決醫療資源不足是當務之急

　　采訪中，專家反復提醒，當前，維護精神障礙患者合法權益的最大矛盾，是精神衛生資源嚴重不足的問題。

　　近年來，與其他醫療機構隨國民生活水平提高而迅速發展的情形不同，我國精神衛生機構和精神衛生學科受制于種種因素，發展一直比較滯后。專家表示，為提高精神疾病的救治率、就診率、治療率，維護患者合法權益，政府必須加大投入，盡快解決醫療資源稀缺問題。

　　“根據流行病學調查數據，國內各類精神疾病患者總的時點患病率是17.5%。患者群體這么龐大，而醫療服務提供者又非常稀缺。”栗克清說，據統計，截至2010年年底，國內僅有精神衛生醫療機構1468家，精神科醫師約2萬名，精神障礙防治和康復能力嚴重不足。“我國平均每萬人的精神科床位數是1.58張，而全球平均水平是每萬人4.36張。以國內嚴重精神障礙患者約1600萬人的基數來測算，其中10%的人需要住院治療，而精神科病床數只有20萬張，根本不能滿足現實需求。”

　　就是這些嚴重不足的醫療資源，還面臨饑飽不均的窘境。根據本報前不久的調查，受各地、各部門財政實力和精神衛生防治政策影響，精神衛生機構發展狀況極不平衡。政府對精神衛生機構投入普遍不足，有的靠醫療收入勉強度日，有的連工資發放都不能保證。此外，“重大醫院輕社區”的投入現象同樣存在。

　　栗克清說，精神衛生法對精神衛生機構提出很多要求，如應配備適宜的設施、設備，保護就診和住院治療的精神障礙患者的人身安全，防止其受到傷害，并為住院患者創造盡可能接近正常生活的環境和條件等。“如果連患者無處就醫、醫院條件很差等基本矛盾都解決不了，保護患者合法權益又從何談起?”他建議，各級政府、各部門以法律出臺為契機，切實加大投入，落實配套措施，盡快解決醫療資源不足問題，讓精神障礙患者真正病有所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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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法進程見證社會變遷

　　從1985年衛生部出臺草案到2012年國內人大常委會表決通過，精神衛生立法走過27年。據北京大學精神衛生研究所副所長唐宏宇介紹，27年間，精神衛生法草案的內容和變化與當時焦點問題和社會發展狀況密切相關。起草人由相對局限的司法精神病學專家為主擴展到各相關階層。法律框架結構、內容及其表述由“行業規定”走向“國家大法”和“法人法語”。

　　(一)關于立法宗旨

　　1. 第一稿(1985)：“保障人民的精神健康，維護居民患精神疾病以后的合法權益，促進精神衛生事業的發展”。重心放在患者權益保障上，沒有診斷和治療內容。

　　2. 第十稿(1991)：首次增加“加強精神衛生管理、維護社會安定”。第十一稿(1999)沿用了這一內容。

　　3. 第十七稿(2007)：“保護、促進和改善公民的精神健康，預防精神障礙發生，規范精神衛生服務”，刪除“維護社會安定”。

　　4. 最終定稿：“發展精神衛生事業，規范精神衛生服務，維護精神障礙患者的合法權益”。

　　(二)關于工作方針、機制和政府職責

　　1. 第一稿(1985)：“精神衛生工作實行預防為主，防治結合的方針”，沒有規定工作機制和政府職責。

　　2. 第三稿(1986)：首次確定政府職責：“國務院衛生、民政、公安等部門分工主管國內精神疾病防治和社會管理工作”。工作方針改為：“對精神疾病患者實行積極防治、就地管理、重點收容”。

　　3. 第五稿(1986)：首次規定“各級政府應把發展社會精神衛生服務列入總體規劃和年度計劃”。

　　4. 第十稿(1991)：首次提出“經費列入財政預算”。

　　5. 第十七稿(2007)：首次完整地表述“國家對精神衛生實行預防為主的方針，防治康復結合、重點干預、社會參與、依法管理”，縣級以上人民政府要“建立精神衛生工作經費保障制度”。

　　6. 最終定稿：表述更加準確：“精神衛生工作實行預防為主的方針，堅持預防、治療和康復相結合的原則”，“實行政府組織領導、部門各負其責、家庭和單位盡力盡責、全社會共同參與的綜合管理機制”。“各級人民政府應當根據精神衛生工作需要，加大財政投入力度，保障精神衛生工作所需經費，將精神衛生工作經費列入本級財政預算”。

　　(三)關于精神病司法鑒定

　　1. 第一稿(1985)至第十稿(1991)：均有單獨一章“司法精神病學鑒定”，這與當時司法鑒定的管理問題較多有關系。

　　2. 第十一稿(1999)至第十七稿(2007)：均沒有“司法精神病鑒定”的單獨條款，因為國家出臺了司法鑒定相關法律。

　　3. 最終定稿：排除司法精神病鑒定條款，引入醫學鑒定，規定“對再次診斷結論有異議的，可以自主委托依法取得執業資質的鑒定機構進行精神障礙醫學鑒定”。

　　(四)關于非自愿住院的標準和程序

　　1. 第三稿(1986)：首次增加整章“精神病人治療”，首次明確“精神病人的治療應貫徹自愿的原則”，同時規定強制住院的4條“危害性標準”，具其一者“經縣以上公安機關批準，精神科醫師診斷同意者，可進行強制治療”。還規定“精神病監護醫院至少每隔3個月應對該院病人進行一次全面檢查”。以上內容都與國際接軌。

　　2. 第十稿(1991)：非自愿住院標準和程序：“凡精神癥狀明顯，工作、學習或生活能力受到損害的精神障礙者，由其近親屬或監護人護送到精神衛生機構就診。經精神科醫生檢查認定需住院治療者，可由其近親屬或監護人憑精神科醫生出具的入院證，辦理申請入院手續。患者出院需其近親屬或監護人辦理出院手續后才可以離院”。屬于“誰送誰接”。

　　3. 第十一稿至第十七稿：非自愿住院條件除危險性標準之外，增加了病情嚴重標準。監護人、近親屬、公安均可以是決定者。如第十七稿除強調自愿原則外，對非自愿住院采用病情嚴重標準和危險性標準并重，規定 “對精神癥狀明顯而又不同意治療的精神障礙者，在努力爭取其同意治療但無效時，應由其監護人或親屬護送到精神衛生機構診治”，同時對“有明顯的自殺、自傷、傷人或其它危險意圖的;以暴力攻擊他人的;擾亂社會秩序或妨害公共安全的”，監護人、近親屬和當地司法部門是決定人。

　　4. 最終定稿：在被精神病引起社會廣泛關注的背景下，確立了住院標準從嚴的原則，規定非自愿住院實行“單獨危險性標準”。本報記者孟慶普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