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在臨床中發現慢性肝病患者在疾病終末期(肝硬化失代償期并發腹水、肝腎綜合征、食管、胃底靜脈曲張破破裂出血，肝癌等)大部分都表現出腹部脹滿如臌、尿少、雙下肢水腫、顏面黧黑等脾腎陽虛證像。依據《素問.陰陽應象大論篇》“陽化氣、陰成形”及《靈樞.百病始生第六十六篇》“積之始生，得寒乃生，厥乃成積也”得理論，我們認為慢性肝炎、肝硬化、肝癌的病因病機基礎是“寒邪凝積”，而臨床所表現的所謂“濕熱”證，其實是被大多醫師誤診的“寒濕” 證，或“下焦寒濕，上焦虛熱”的“真寒假熱”證，動輒治療上以半邊蓮、白花舌蛇草、半枝蓮、雞骨草、丹皮、虎杖等清熱解毒、清肝利濕之藥，結果病情越發加重，直至“肝癌”晚期。其“誤治”之深，不禁令人惋惜感慨。《素問·陰陽應象大論》曰：“治病必求于本”。根據我們多年的從中醫“舌診”、“面診”及“體質辨證”多方面的綜合分析，我們發現慢性乙型肝炎、肝硬化、肝癌的證型集中表現為“脾虛濕困”、“脾腎陽虛”、“肝郁脾虛”、“寒濕夾瘀”為主，這一結論與廣東省中醫院研究的“陽虛”體質證占到80-90%的觀點是一致的。《難經·七十七難》日：“所謂治未病者，見肝之病，則知肝當傳之于脾，故先實其脾氣，無令得受肝之邪。”此為肝病“傳脾”“實脾”的理論依據。肝實可致脾虛(木郁土虛)，脾虛亦可致肝實(土虛木乘)。另外，肝實與脾虛導致臟腑功能受損，久病必虛，窮必及腎，林佩琴《類證治裁》說：“凡虛損起于脾胃，窮必及腎”，李杲在《脾胃論》中說：“形體勞役則脾病，??脾病則下流乘腎”。 其中“實脾” 的目的即是既病防變，二是要防止舊病復發。對于病毒性肝炎的患者來說，就要有效控制病毒量的增加，減少肝細胞的損傷，保護未受損的肝細胞。現代醫學資料表明，肝炎病人除了有肝臟實質性病變外，大多有消化障礙、食欲減退等癥狀。故在治“肝”的同時，注意調補脾臟，亦即在治已病的同時治未病，促使受克之臟正氣充實，功能正常，不受相克之臟的病變影響。肝病通過實脾，病人脾臟正氣充實，就能保持正常的食欲、良好的消化與吸收功能，機體就有足夠的抗病能力，從而戰勝病邪，恢復健康。這既達到了“脾旺不受邪”，防止傳變的微觀控制，又達到了“正氣存內，邪不可干”的宏觀目的，充分體現了中醫治病的整體觀念。尤在涇《金匱要略心典》中指出：“臟病，惟虛者受之，而實則不受;臟邪，惟實則能傳，而虛者不能傳。”即在某一臟患實證時，若其所克之臟正氣先虛，那么疾病就會傳變。慢性肝病只有在肝實脾虛的情況下，肝病才有可能傳變到脾。因此，**根據“治未病”的原則，在治療本臟疾病的同時，注意調補其他正氣先虛的臟腑，使其正氣充足，抗邪有力，從而預防疾病從已病臟腑向未病臟腑傳變。我們在臨床中大膽的在慢性肝炎、肝硬化早中期應用以制附子、吳茱萸、干姜等溫陽驅除肝厥陰經寒邪之品，配合健脾溫腎之品白術、茯苓、黃芪、葫蘆巴、桂枝等取得出乎意料的療效，大大的提高了慢性乙型肝炎患者HBV的轉陰率，相當部分早中期肝硬化患者可以完全逆轉;從而有效阻止或減緩疾病向不良方面轉化，這種既病防變與既病防發的預防思想及其方法，是中醫預防學區別于其它預防醫學的關鍵所在，是中醫預防學的優勢和特長。中醫認為健康是人類和自然及社會之間的一種動態平衡，即“陰陽平衡”，“陽平陰秘，精神乃治”。早在《黃帝內經》中，古代先賢就已認定，醫學的目的首先在于“消患于未兆”、“濟贏劣以獲安”，其次才是治病祛疾。中醫藥學“以人為本、天人相應、形神統一” 的養生防病、治病思想與現代醫學“防病” 體系有機結合，在臨床中我們還配合穴位水針、艾箱臍部先天全息系統療法，全面的調整人體陰陽、氣血、經絡的平衡，達到**的治療效果。應用附子、吳茱萸、干姜等溫陽之品，符合《素問?生氣通天論》中的“陽氣者，若天與日，失其所，則折壽而不彰”的論述，以及張介賓在《類經附翼?求正錄?大寶論》中提出的 “陽化氣，陰成形”、“凡通體之溫者，陽氣也，一生之活者，陽氣也”、“熱為陽，寒為陰……熱能生物”、“得陽則生，失陽則死”的觀點。生附子為“大毒” 之品，臨床醫師多畏懼用此藥。《黃帝內經》曰：大毒治病，十去其五;無毒治病，十去其九。二者相形，而時尚何多惑焉?蓋直達少陰，祛寒救敗，誰如附子：善走厥陰，燥濕定痛，莫過吳萸;散表溫中，快脾利膈，更尚干姜。此三者誠三陰斬關奪命之將也。今臨床所用多為制附子，我們應用附子的指征是：精神萎靡，面色晃白，四肢末端不溫，脈息細而軟弱，或大便見溏瀉，小便清、腹脹如臌等，只需抓住其一、二主證，即可放手應用。特別出現小便清長者，或小便黃而舌象舌體胖大有齒印、苔厚膩者常重用附子，如小便少者，則改用肉桂。貝光明主任醫師指出：陽氣者，人身之大寶也，無陽則陰無以生。在臨證時，如陽虛證端倪初露，即須及時注意，若必待氣陽虛衰，陰證畢具而后用之，往往貽皓首之悲傷，莫及之悔矣!

　　廣西名中醫、廣西中醫學院兼職教授、賀州市中醫醫院主任醫師：貝光明

　　學術繼承人，消化科副主任：李海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