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經常聽到身邊人的感嘆：好醫生太少。作為一名從事醫務工作者的我，不免有些傷感。我們的醫生身上到底缺了什么，讓醫療界以外的人會有如此感嘆?我們應該做些什么，才能重塑醫生的良好職業形象?前些天，朋友送我了一本《協和醫事》，讀完之后感觸良多，于是提筆寫下這篇文章。

　　學醫的人都知道協和，“協和”推動了國內醫學教育和醫學技術，是醫事之道的至高境界。病人說：“我們千里迢迢到北京協和看病，是到了頭，無論如何我們心甘了。”老協和曾經每年平均十六位畢業生的“極少數產出”，后來都成了國內醫學界的大半精華，他們每一位都撐起了國內半個世紀的醫學世界。林巧稚(國內婦產科奠基人)、褚福棠(國內兒科創始人)、張孝騫(國內消化科創始人)、黃家駟(國內外科奠基人)，被國內醫學界成為協和四大天王。雖然這些醫學先哲已不在世上，但名字恒久流傳，是好醫生的最高典范，成為不可復制的神話。協和人，選擇對病人最實惠的方案，保留著精英的自律，堅守著純真的使命，盡己所能的維護著好醫生的正面形象。

　　我們不禁深思，“協和”為何能孕育出如此多的優秀醫生，歷經九十年仍矗立在國內醫療的最前沿?我想這與她深厚的文化底蘊密不可分。名教授、病歷、住院醫生培訓制度稱之為協和三寶，或許是對協和文化底蘊的較好總結。

　　先說說協和的老教授。協和的老教授不僅有超凡優秀的醫療技術，更重要的是有著一顆人文的心。自省、專注和慈悲這六個字，展現了協和老教授為醫之道。在自省之中，是內化的自我審視、精神獨立、內省。在專注之中，有勤奮，有不斷探究問題的精神，還有對病人的關注度。在慈悲之中，是對醫生這個職業的理解，對病人、對生命的態度。對于一個為醫者來說，自省不斷優化著他的關注領域，專注決定了他的深入程度，慈悲則是背景和色彩，最后產生的是整體內化的行動，一種清醒的理智，一種生活的方式，一種為醫者安身立命的生活版本。在林巧稚的傳記中有這樣一段話：“日復一日地面對仿佛永無盡頭的疾病，面對一個個因疾病而痛苦不堪的女人，即使是醫生，即使有著更堅強的神經系統，是不是也有厭倦和疲憊的時候?可無論什么時候，林巧稚總是和悅地接納、善待每一個人。她所做的一切不僅出于道義和責任，也源于她的信仰和內心的需求。能夠被別人所需要，能夠幫助和給予別人，使她的生存有了明確的意義。身體雖然累乏，心靈卻平安而寧靜。”一位協和醫科大學的畢業生，當住院醫生的時候，輪轉到楊秀玉手下。一個月以后，他下決心把自己學了八年的專業廢掉，從此不做醫生。她說：“因為我沒有楊大夫那樣的境界。我做不到像她那樣，把醫學、把病人當做生命中的頭等大事，所以，我注定不會是一個好醫生，在醫學方面，也注定不會有她那樣的成就，所以我不如趁早放棄，去干別的，好有功夫享受青春、享受生活、享受安逸。”這件事當時楊秀玉并不知道，后來，當得知這位學生放棄醫學的真正原因時，楊秀玉吃了一驚，因為她知道，對于一個學了八年醫學且在協和醫科大學獲得博士學位的年輕人來說，放棄是多么可惜，但是當她知道那位學生因為轉行而生活得安逸輕松時，她什么都沒有說。因為她在協和干了一輩子，她太知道這中間的艱辛了——對于一個年輕人來說，如果希望安逸和輕松，做醫生確實不是一個正確的選擇。行醫對某些人來說，或許是煩惱、操心，是一輩子的困擾。對有些人，則是每日的喜悅，是可以造福人類的快樂人生。讀一讀下面這段話，也許能夠解釋今日醫生為什么普遍喪失了從業的幸福感。“科學最需要的其實是一種方向感……離開了它賴以生存的信仰問題，科學既不真實也無生命。如果知識本身變成科學的最終目的，那么科學也就失去了意義。指引必須來自內部，來自所有科學的最根本之處——來自求知的一定意志。科學是道路而非終點，許多由于求知而生的沮喪情緒其實是由于喪失了內在的指引。”這些老教授深厚的人文修養以及哲學理念倒映出我們部分醫生身上所缺失的醫者為醫最重要的東西。(楊秀玉，協和婦產科教授，博士生導師，享受政府特殊津貼)

　　病歷被列為協和三寶之一，我深感詫異，我們醫生平時書寫最普通的病歷為何被協和如此珍視。讓我們讀一讀下面幾個小故事就不難理解。吳階平在上協和本部四年級時看了一名肺結核病人，從病史、體征、胸片到病程，都很典型，他認真記錄了病史，查明了體征，寫了病歷，便去請教師復核。那天負責復核的教師是朱憲彝副教授。朱教授審閱了病歷，復核了體征之后，問他有沒有查痰，曾否查到抗酸桿菌。吳階平回答沒有查痰。朱教授嚴厲地說：“你現在是四年級學生，就想簡單化。明年做實習醫生，一定更簡單了。做了住院醫生，還要再簡單。到主治醫生，自然更加簡單了。”吳階平回憶說：“這頓劈頭蓋臉的批評使我無地自容。也正是這次，使我開始懂得了一個醫生的主觀分析不能代替客觀實際的道理。直到今天，每當我談到醫生的成長道路時，總是再三地提醒青年們，要認真區別主觀分析和客觀實際之間的差別，并把它看成能否自覺成長的要點之一。”多年擔任協和內科主任的張孝騫對病歷要求極為嚴格，不僅內容要準確齊全，而且單位要標準化，字跡不得潦草，一定禁止自編的簡化字和縮寫。要求忠實于事實，在重要的地方還要分析，不能寫成流水賬。張孝騫常說：“病歷是有歷史意義的公共財富，不能看成個人的小事而漫不經心，要對別人和后人負責。”1999年海峽兩岸交流孫中山先生的歷史事跡時，很多人認為孫中山死于肝癌。參加研討會的協和醫院醫生展示了保留在協和病歷中孫中山的病理報告，揭示了死于膽囊癌的真相，讓與會的臺灣學者很是震驚。邏輯的嚴謹，要求的嚴格以及超強的責任心，使病歷這一我們醫生最為熟悉的東西成為協和重要的文化特色之一。(吳階平 協和教授 國內工程院、國內科學院院士)

　　過去協和培養十個人，準能出兩三個名醫、名教授，國內“五星級”的名醫，許多都誕生在協和這塊高質量的人才土壤上。所謂精英教育不是說學生畢業時就是精英，而是指本科畢業之后，在一定的條件下，可能繼續提高發展成為某一行業的優秀人才，這就要求有良好的繼續教育。多年的協和教學形成了一套優良的教學傳統，也就是協和三寶之一的住院醫生培訓制度。在這樣的氛圍下，不僅培養出協和本校的學生(林巧稚、褚福棠)，也培養出張孝騫、吳英愷這樣的外校畢業生，這些人后來都成為國內醫學界的領軍人物。老協和的住院醫師制度，不局限在同一個專業，可以跨學科擔任住院醫師。林巧稚曾要求婦產科的骨干，必須要有內、外科的基礎。她曾經派尤嫻玲到內、外科各做半年住院醫師再回到婦產科做住院醫師。病理科主任胡正詳，則把手下的年輕骨干，派到內、外科做一到兩年的住院醫師，以使病理學和臨床醫學結合得更加密切。所有的這些形式，說的都是三個字“基本功”。這在談論醫學成才之道時，老協和人鄧家棟提到，“我主張臨床醫學要有寬廣的專業基礎。我在做住院醫師期間，有機會輪流到內科各專業組的病房工作，接觸到廣泛的各種內科方面的病例，后來才以血液學為我的專業。在我多年的臨床實踐中，我從不后悔在內科其他專科所花費的時間，因為血液學與內科各專科都有密切的關系，較寬廣的內科基礎對我從事血液學是很有好處的。”協和住院醫生制度特點是：強調能力培養，而非死啃書本;強調基本功培養，未來發展才能厚積薄發;強調科學嚴謹，養成認真求實的習性;強調理論聯系實際，在參與解決實際問題中成長，培養創新意識。(鄧家棟 國內血液科奠基人)

　　讀《協和醫事》，提醒我們從事醫療的人，靜下心去思考什么是更純粹的醫學意義，什么是以實現這純粹意義為目標的醫學生活?細讀協和培養醫生的過程，是一段看似漫長、實則是慢慢去了解“人”的過程。在協和的辦學理念中，體現了醫學必須要做的三件事：教化“整全的人”、職業訓練、科學研究。它的存在，除了教授單純的事實和技巧之外，體現了真正的教學，還應該有更多的追求。按照現代人力資源的理論來說，一個機構成功的三個核心元素是：人、組織、文化。協和的醫療管理制度和程序，及由對這種制度、程序嚴格遵守過程中，不知不覺養成的為人、為事、為學的態度，成就了協和在國內醫學界不可動搖的地位。我們以創建學習型醫院為抓手,提出“文化立院”、“素質育人”，建立我們的醫院文化，我想協和能給我們許多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