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各地上百萬元的醫療損害賠償案件越來越多，醫療機構已不堪重負，經濟壓力巨大。盡管《醫療事故處理條例》規定了賠償的項目和標準，但由于司法“二元化”的影響，上百萬元甚至幾百萬元的醫療損害賠償案件層出不窮，前不久陜西省就判決了一起獲賠700多萬元的醫療損害賠償案，北京市也出現過賠償額高達500萬元的判例。在此背景下一些醫院面臨著因發生一起醫療賠償案件就可能破產、倒閉和醫護人員失業的嚴重威脅，如廣西某縣婦幼醫院全年收入為150萬元，而一個賠償案件就被判賠218萬元。特別是政府舉辦的農村三級醫療衛生防保網絡，也將面臨因醫療損害賠償而遭到破壞的問題。 　　眾所周知，在過去的公費醫療和赤腳醫生的時代，雖然醫療技術和水平都很低，病死率高，人均壽命低于當下水平，但是由于全民看病幾乎不用花錢，因此很少有醫療糾紛發生。隨著醫療體制的不斷改革（雖然國務院的研究報告指出改革是不成功），近年來患者個人承擔的醫療費用的比例不斷加大，且逐年增高，按照付出與回報成正比的關系，一旦治療中出現療效不盡如人意的情形，就容易引發糾紛。據統計，在目前的衛生總費用中，單位負擔平均為25%，居民自付平均為60%，政府投入僅15～20%。其中城市居民的自付比例為45%，農村則高達79%，如此高額的自費部分的醫療費用使得患者已經難以承受，一旦出現患者死亡或傷殘結果，與其期望療效不相符，且已花費了較多的醫療費用，患者及其家屬心理很難平衡。有調查統計顯示，所有的醫療糾紛都以提出經濟賠償為其主要目的，其余依次為賠禮道歉（18.4%）、行政處理、承擔刑事責任等。得不到賠償，患者就停留醫院不出院，雇傭醫鬧、糾纏醫生及院長、靜坐醫院，或停尸醫院擾亂醫療秩序，醫院被醫療糾紛攪得苦不堪言。醫患雙方激烈的矛盾難以調和，不管醫院有沒有過錯，患方都堅決要求賠償并且要多賠，而院方則盡量避免賠償或少賠，醫患雙方在這種賠與不賠、多賠還是少賠的爭執中很難達成和諧統一。在患方堅決不去法院的情況下，解決糾紛的方式只能是醫院給錢了事。 　　醫療糾紛的發生，有的是由于醫務人員的過錯導致的，但確實有很大一部分是由于醫療損害的特殊性導致的。通過對云南省醫院的調查，在醫療糾紛案件中，純粹的醫療事故責任賠償案僅占22.64%，由于醫療意外、患者體質特殊、難以避免的并發癥、醫療水平局限等非醫院過錯造成的賠償占到了46.44%。北京市醫學會對2002年9月至2006年9月發生的醫療糾紛案例所做的統計顯示，395例案例中有243例涉及到醫療高風險的因素，占61.5%。這些基于醫療特殊性所引發的醫療糾紛，其誘因不是醫生可以控制的。北京市第二中級法院2004年到2006年9月共審理了101例醫療糾紛案件，其中醫療機構負全責的僅有兩例，占1.9%。非醫務人員過錯導致的醫療糾紛，單靠醫院自身是難以解決的，筆者認為，缺少三方介入的調解機制和社會救濟途徑，導致不能及時有效地化解醫患雙方的矛盾。 　　另外，公安機關在處理醫療糾紛時缺乏有力措施和力度，則是導致醫療糾紛愈演愈烈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據調查統計，當醫務人員的生命受到威脅報警時，積極協調解決的僅占28.49%，報警不來的占1.08%。統計數據表明有62.59%的公安機關的警員到達醫療糾紛沖突現場后，大部分不愿介入、或不知如何處理，有的甚至在一旁觀看不予制止。湖南省一患兒死亡，患方家屬要求當班醫生抱著患兒游街，110警察在到達現場后卻不予干預。北京一醫院患方停尸五年，醫院按條例向衛生局申請，衛生局也批準了，但公安局卻不能備案，理由是公安局內部沒有規定，不知應在公安機關哪個具體部門備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