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衛生法就應該捍衛患者尊嚴

　　日前，國內人大常委會三審精神衛生法草案。草案規定精神病人住院治療實行自愿原則，病人是否患有精神障礙、是否需住院治療，應由精神科執業醫師嚴格依條件和程序作出判定。草案還新增了人身和財產安全不受侵犯的規定。

　　“擬限制強行收治精神病人”，這本不應該算新聞。為何我們只能審慎保守地說“應該”，而不是樂觀地宣稱“一定”和“必須”?這倒不是說“限制強行收治精神病人”在法理意義上一直未形成司法、衛生和輿論界的共識，而是說在具體操作層面上還不能確保其實現。這一現實中的阻力，也是精神衛生法雖立法20余年而一直難產的根源所在。因此，才會有在今日看來明顯違背當事人權利意愿的“強行收治”和“非自愿入院”等焦點問題。

　　爭議的存在，說明本該受益于精神衛生法的人，仍處于相對弱勢地位。在關于是否應被強行收治、該得到怎樣的治療甚至是否患病這些問題上，他們可能都難以主張自己的權利，難以得到妥善的對待。

　　回顧以往的一些新聞事件，精神病收治亂象觸目驚心。有僅僅因財產、婚姻或親情等家庭糾紛，而被至親送往精神病院的，當然更有被認為威脅社會安定被強行收治的，比如上訪“釘子戶”被收押。一定意義上，精神病院成為某些地方權力濫用的“利器”。這些都是精神衛生法所必須警惕的危險動向。三審稿明確“精神障礙患者的人格尊嚴、人身和財產安全不受侵犯”，其意義不言自明。

　　除了 “住院自愿原則”、“強制住院應交司法決定”和“復診申訴權”，針對一直令人頭疼的基層精神疾病診療投入長期不足問題，國內人大常委會三審稿也有了硬性要求：綜合性醫療機構應開設精神科門診或者心理治療門診;縣級以上政府及其有關部門和機構，應給予精神衛生工作人員適當津貼。

　　此前就有學者統計：30年來，每年我國在精神衛生領域的投入僅占衛生總投入的1%，而精神衛生疾病占疾病總數的20%，這個巨大缺口如何填充是最迫切的問題。假如投入充足，“大量的重型精神病患者可以得到免費治療，讓該治療的都能得到治療”就是今后精神疾患診療的理想境況。而現在，“綜合性醫療機構設心理門診” “精神衛生工作人員可享津貼”等算是有針對性地在查缺補漏、修補欠賬。

　　從立法目的來看，精神衛生法就是為捍衛患者的人格尊嚴和確保其人身安全而制定的。公眾免于“被隨意收治”的恐懼，社會終結“被精神病”亂象，也還有賴于精神衛生法的早日出臺和嚴格施行來保障。